半岛备用网址-《环球人物》十年十人·军事 | 罗援,人生转折遇上军队变革

时间:2020-01-11 17:25:4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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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岛备用网址,十周年特辑

《用人物记录时代 十年十人》

于2016年2月26日上市

罗援

人生转折遇上军队变革

“这10年是我的人生转折期,恰好也是中国军队发展的关键阶段。”罗援开门见山,直奔主题,没有一句废话,“作为一名军人,能参与这段历史,我很荣幸。”

我们与罗援是熟悉的。10年间,凡有军国大事,总会第一时间想到他,通过无数的电话。他总是有问必答,给出直率独到的见解。2014年,他父亲罗青长去世,我们也在手机这端陪他共度悲伤沉重的时刻。我们与罗援又是有距离的,君子之交,亲而不近,10年来见面不过三四次。上一次这样长时间的面对面访谈,是2012年。

“你们那篇文章影响大,很多网站转载。之后,说我是强硬派的人越来越多,但我总要加个前缀——理性。军人都应该强硬,这不稀罕,稀罕的是既血性,又理性。”罗援翻着2012年《环球人物》专访文章说。那时,他是现役军人,身着军装对强硬派的话题侃侃而谈;如今,他已退役,是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,一身西装端坐在办公室里,回首自己和军队10年变化。

人物简介:罗援,出生于1950年,祖籍四川苍溪。1968年参军,1978年调入军事科学院,2006年被授予少将军衔,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。2013年退役,现为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,被视为解放军强硬派的代表之一。图为2016年1月11日,罗援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。(本刊记者 傅聪 摄)

不仅阅兵,更要阅魂

作为军事问题专家,罗援10年前已出名,梳理他的话题脉络也就颇有意义——大抵可知这10年来,在军事和国防层面,中国经历过哪些大事,公众的视线盯着哪里。

今天回看2006年的热词,“中国崛起”无疑榜上有名。当时,“崛起”是国内时政节目热议的主题;此前台湾地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到访大陆,也高呼“21世纪是中国世纪”;有关中国发展的纪录片占据欧美电视台黄金时段……在一片乐观甚至略带亢奋的气氛中,电视上反而没有罗援太多身影。那一年,他静坐在书桌前,写了篇文章,主题是中国需历练大国心态,为崛起做好准备。回忆起10年前“反常”的冷静,罗援说:“我是个学者,想得多一点、深一点,总没坏处。热环境下更需冷思维。”

国之崛起是历史大势,说与不说,势都不会变,也不可挡。后来,崛起这个词自然降温了,罗援的眼光落到历史更深处。2009年初,国庆60周年在即,举国上下期待着阅兵式。人们想看看,开国大典上用“万国造”装备的中国军队,60年后变成什么样了。罗援也关注阅兵,但他在那年两会上提出一个“冷”提案:在阅兵中增加老兵方阵。这灵感源自一位革命后代给他的信:共和国成立60周年时,不要忘了革命前辈,他们中很多人离世时,身上还带着敌人的弹片。“弹片”二字触动了罗援:“解放军装备已今非昔比,阅兵不仅要阅兵,更要阅魂。所以我想提点别的。年轻人还记得老兵血染疆场的故事吗?还记得革命前辈的传统吗?”于是,那年的国庆游行队列中增加了一辆载着老兵的“浴血奋战彩车”。

两年后,罗援又提了一个更“冷”的提案——促请韩国归葬志愿军遗骸。“由于家庭和工作原因,我经常能接触到志愿军老兵。看到他们谈起牺牲和埋葬在异国的战友时,眼中总有泪光,我就跟自己说:‘罗援,你得想法子做点什么!’”2013年,罗援到韩国进行学术交流,韩国国防研究院院长大谈发展两军关系的重要性。罗援听完就问了一句:“你先别提发展两军关系,我们不少志愿军的遗骸还被你们葬在敌军墓地里,把我们当敌人,还怎么发展关系?”对方愣住了。“这位院长回过神来,就把韩国国防部副部长白承周介绍给我。白承周听完我的话,点点头说,这事还真重要,他回去就向朴槿惠总统报告。隔了一段时间我又到韩国访问,特意找白承周询问事情进展。”罗援告诉《环球人物》记者。随后,朴槿惠访华时专门提及此事,他觉得总算有谱了。2014年3月,中国军队从韩军手中接过覆盖着中国国旗的志愿军烈士棺椁,英雄魂归祖国,罗援的这桩心愿得以了结。

历史上,一国崛起总会带来地区力量的新博弈。2010年到2012年之间,中国的南海、东海等成了各方力量角逐之地。最初是美国宣布“重返亚太”,美韩在黄海举行联合军演,把航母开到了中国门口。罗援从历史的思考回到热点前:“美国既然送上门来,我们也可以逼近观察一下,检验一下我国的侦察预警和感知系统……以前我们军演,还要搞个红蓝对抗,现在美国给我们当蓝方。送上门的活靶子,为什么不能利用一下?”

有国家带头,就有国家跟风。受美国影响,日本、菲律宾不断挑衅中国,“购岛”“插旗”的闹剧不断。罗援属于最早呼吁设立防空识别区、组建国家海岸警备队的一拨人:“日本几十年前就设防空识别区,最近处离中国只有130公里。日本能设,我们为什么不能?”当时有人不赞成,认为这样会刺激日本,罗援反驳:“日本右翼分子是景阳冈的老虎,你斗它它吃人,不斗它它也吃人。没钓鱼岛,他们还会找其他借口,我们不能一忍再忍。”

2013年,中国在东海正式划设防空识别区。自己的建议被国家采纳,罗援本可以“嘚瑟”起来,但他淡然处之,说这些建议不是他一个人提的,很多专家都提过。

罗援声名日盛,有人总结他的“强硬语录”,他却用如履薄冰形容自己:“成了公众人物,我必须谨言慎行,否则会影响军队形象,造成社会影响,甚至国际影响。我必须做个‘理性的鹰派’,但又不能总说套话、官话,那样有负学者身份。我只能花更多时间学习,每天夜里都一两点才睡,希望能给公众带来实实在在的思考。”

时代在变,罗援的话题在变,但有条主线从未改变:“国家安全一直是我的研究重点,影响国家安全的无非内忧和外患。军中腐败、光荣传统传承不利等就是内忧,来自国际的威胁就是外患。”2015年,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前夕,罗援出了本书,叫《鹰胆鸽魂》,第一次梳理了多年来的观点。序言中,军事科学院前院长刘精松上将总结了罗援的风格:“写人人心中皆有,人人笔下皆无之事;道人所未言之理,或者言所未尽之意。”

2010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,罗援接受记者采访。

闲不住的将军

除了多出几根白发、几道皱纹,罗援的公众形象一直没什么变化。但在公众视线之外,罗援这10年来的工作、生活其实变化不小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是人生转折期。

2006年,作为军事科学院研究人员,罗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“授衔命令是时任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签署的。第一次穿上挂着少将衔的军装,感觉肩上分量不小。这颗将星带来了荣誉,但更多的是责任。”在此之前,罗援升任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。由于部长空缺,他主持起部里的日常工作。罗援说:“这10年正是中国军队的改革酝酿期,部里要为中央军委提供国外新军事变革的经验教训,科研任务很重。”除了带领全部科研攻关,罗援还要兼顾研究人员的生活:“在能力范围内,为他们安置家属就业、解决子女上学,有时还要调解家庭矛盾。我水平有限,被推到领导岗位,只能尽力而为。”提到这些,他下意识闭上眼睛,捏了几下眉心,可见当时负荷之重。

两年后,58岁的罗援到了任职最高年限,从世界军事研究部领导岗位退下来,转任全国政协委员。他以为能安心读书了。然而,媒体的邀约,到各地讲课的国防教育任务,政协委员调研的职责,让他的日程依然很满。每到一处,开会、讲课之外,空余时间他用来看人而非看景,读书而非虚度。拜访老战友,到基层部队走走,和老百姓聊聊,听人讲心事、说困扰,正是最好的调研。

行色匆匆间,转眼又5年。2013年,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,罗援正式退出现役。退役前,曾任军事科学院政委的刘源找他谈了话。尽管身上的军装让罗援百般不舍,他的表态还是很干脆:坚决服从组织决定。只是一向理性的他难得说了句感性的话:“从军40多年,骨子里都浸透了兵味儿,不论走到哪,魂都留在军营。但我不想当官,只想做事,就是当官也是为了做事。”

罗援说,退役后才发现自己终究闲不住,依然往返各地讲课、调研,用心打理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的工作。至于这份干劲的来源,他把很大一部分归结于父亲罗青长的影响。罗援说:“父亲曾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,长期从事情报和社情研究。过去他常指导我,我俩还经常常讨论。前几年父亲病重,神智已不太清醒,但还能认出我。当他在电视上看到我或是听人说起我的观点时,总是一脸欣慰。对于一个儿子来说,这是最大的鼓励。如今父亲已经去世,但一闲下来,我总能想起他对我们兄弟姐妹唠叨了一辈子的话——对党忠诚、服务于民。”

上世纪70年代初,罗援(中)和云南边疆部队的战友们参加训练。

“红二代”眼中的反腐

罗援说,这10年人生转折期,基本上是在胡锦涛和习近平两位军委主席任内度过的。其间,军队变化不少,让他感受最深的是军中反腐以及随之而来的风气转变。

2008年当上全国政协委员时,常有来自地方的委员问罗援:“听说军队腐败比地方严重,跑官、买官成风,还明码标价,真的吗?”每次听到类似问题,他在解释此说夸大其词时,总是心如刀割,还有些尴尬。至于尬尴的原因,罗援挠挠头:“那时腐败问题是比现在多,军队风气也不太好。身为军人解释这些,总有点心虚无奈。”

其实,军队从未纵容腐败。即便在10年前,也有海军原副司令王守业、空军指挥学院原院长刘广智等人,因经济、泄密等问题先后受到惩处。但如罗援所言,“那时”军内风气确有问题。前不久,《解放军报》撰文描述了当年的情形:某些人的“好日子”无非是“吃喝公款埋单,公车随意私用,旅游部队接待,住房超标超占,公差随叫随到……在不良风气和政治生态之下,不‘搭天线’可能进不了圈;不跑不送,可能原地不动;不请吃吃请,可能丢掉选票;不讨好讨巧,可能干了也白干……这样的日子,对多数人而言,的确是难受、难耐、难熬”。

这样的日子,罗援有切身感受。“我在世界军事研究部工作时,有人来参加课题评审,通常要请人吃饭,也就是工作餐。经费有限,我定了人均30元的工作餐标准。很多人说太少,就提高到50元。我算了一笔账,按那时的物价,10个人到餐馆,500元绰绰有余。但有人告诉我,人均50元还是不行,连喝酒的钱都不够。当时很多单位相互攀比,接待领导时谁拿的酒档次高,谁喝得多,谁就热情。最后,人均50元的标准都推行不下去。所谓工作餐,成了变相福利。”

这种大环境里,反腐阻力不小。罗援有一次到基层部队讲课,部队副政委说他们这里有跑官、买官问题。罗援听罢说,只要你有真凭实据,实名举报,我就敢向军委领导反映。“起初他激动地说要写材料举报,但过了一两天发短信告诉我,考虑再三,还是不说了。”至今提起此事,罗援还用力敲了两下座椅扶手,“很多指战员早就对腐败深恶痛绝,但在那个大环境下敢怒不敢言。”

以今日军队反腐成果来反推,当年的情况就不难理解——彼时,徐才厚、郭伯雄、谷俊山等巨贪还在占山头、拉帮派。直到刘源在总后勤部政委任上开始与谷俊山的反腐斗争,事情有了变化。在罗援看来,这算是军队全面反腐“第一枪”:“谷俊山落马首先得益于中央军委支持。刘源向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做过汇报,得到全力支持;习近平主持军委工作后,要求一查到底。”2013年,谷俊山被调查的消息得到证实;第二年,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落马;又过了一年,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落马。一大批贪腐军官陆续受到调查、惩处。

“老虎”倒了,“苍蝇”少了,军队这片“林子”自然清静许多。“治贪腐也要树风气,中央军委给部队作风立了不少规矩。不敢拿公款乱吃乱喝了吧?军队院子外面的餐馆冷清了吧?没人开着军车到处晃荡了吧?超标超占的住房退回去了吧?超占兵员清退了吧?形式主义少了,更多的精力花在作训上了吧?……”罗援掰着指头细数变化,一只手不够用,换只手接着数。

反腐也给社会带来了理性。罗援出身革命干部家庭,是人们常说的“红二代”。前些年,老百姓对“红二代”印象不佳——有人靠父辈功绩混吃混喝,有人全身名牌、招摇过市,更有人贪污腐化。那时,“红二代”身份好像成了负资产,罗援也曾为此烦恼。这两年,社会风气渐好,人们对“红二代”的评价趋于理性。罗援视之为一种回归:“这个群体的实际情况被更多地了解,大多数‘红二代’是有担当的,保持着老红军、老八路的本色。按不少人的标准,习主席也是‘红二代’,他从基层一路走来,如今挑着最重的担子。现实让人们又记起老一辈革命家对子女的严格要求,‘红二代’原本形象也就回归了。”

中国军队成熟了

2006年,在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任上,罗援倡议并参与主办了第一届香山论坛。最初,他只想办一个部里的对外窗口:“那次论坛规模不大,开的口子也很小,只邀请了各国的军事学者进行学术交流。”

第一届香山论坛可以看作当时中国军队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:刚刚起步,还犹抱琵琶半遮面。那时,中国不再认为“与外军联合军演必将泄露我军机密”,恢复了中断几十年的联合军演,但又局限于只同关系较好国家举行双边联合军演,很少涉足多边联合军演;参与维和行动渐多,但从未派出作战部队。

正是从2006年起,中国军队对外开放步伐加快。2008年派舰艇编队前往亚丁湾护航,被视为中国军队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国家利益的标志性事件。在中美关系并不平顺的2013年,中美两军在夏威夷举行了联合演练,中国军队首次踏上美国领土。去年,中美海军首次在大西洋举行联合演习,八一军旗飘扬在西方视为生命线的海域。对罗援而言,香山论坛的发展更是他亲历的:2014年,国防部长常万全首次出席,论坛由非官方的“第二轨道”升级为具有官方性质的“一轨半”。去年的第六届香山论坛,数十个国家的国防部长齐聚一堂。

在罗援眼里,对外开放显示了军队的自信,对内开放展示了军队的成熟。2007年,中央军委决定建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制度; 2011年,国防部建立例行记者会制度;2013年,18个集团军公开番号、驻地。“以前,集团军驻地周边都挂着‘军事禁区’的牌子,新闻里常见‘某集团军’的模糊说法。见微知著,中国军队成熟了,知道什么要保密,什么可公开,怎么巧用透明。”罗援说。

装备重要,用人更重要

“这10年,也是中国军力的提升期。”罗援对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说,“解放军在各方面做出的努力,比如反腐、军事改革,最终都是为了提升军力。”

“军力提升有软、硬两个方面。硬的就是武器装备。”罗援说,“阅兵历来是观察武器装备发展的最好机会。”开国大典上的“万国造”“骡马队”,还有因不够编两个梯队而飞了两趟的飞机,就是当初武器装备状况的真实写照。这10年,罗援见证了两次阅兵。“2009年国庆阅兵,所有参阅武器装备全部是本国制造,其中90%以上是阅兵场上的新面孔,以第二代或二代半为主体,第三代为骨干,第四代是牵引。以空中梯队为例,主要是歼7、歼8战机,歼10战机虽说是骨干,但就那么几架。”

6年后,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上,武器装备实现了代际更替。同样全部国产,27个装备方队中,84%的装备首次亮相,且均是现役主战装备。罗援兴奋地说:“2015年的阅兵式上,武器装备已是第三代为主体,第四代为牵引,第五代成了研发方向。”

对于军力提升,罗援还很看重“软的一面”,也就是干部使用对士气的影响。罗援说,当年军队干部任用存在某些问题,“有些单位用人导向出现严重偏差,第一用管营房的,第二用管财务的,第三用管干部的,然后是首长的秘书。这些人中不是没有优秀人才,但毕竟不与作战直接相关。更不用说当初还有些贪官、庸才带兵了。”

习近平成为中央军委主席后,提出“能打仗、打胜仗是强军之要”。“有了明确的方向,军队的用人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新一轮军改中新成立部门的领导,很多是从基层干起,在部队带过兵的,还有人上过战场,是战斗英雄。这就是中国军力发展的人才保证。”

尽管对中国军力未来发展很乐观,但罗援还是很理性:“军力会继续提升,但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也给我们提出了新挑战。眼下新一轮军改,也是为了使军队发展满足国家的需要,为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提供保障。”

采访结束已是下午1点,罗援接了个电话,对方是四川一位参加过抗战的国民党老兵。由于统计问题,他没领到5000元补助。得知罗援一直呼吁改善老兵待遇,他打来电话求助。罗援询问、安慰许久才放下电话。助手赶忙过来提醒时间——去深圳讲课的飞机下午3点起飞。罗援好像没明白助手的意思,肚子咕噜了两声,便问去哪吃饭。助手愣了几秒,指指手表:“只能在路上吃了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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